近來有一部電視劇〈我們與惡的距離〉在社會大眾之間流傳，引發極大的議題討論。故事內容在敘述台灣社會對於隨機殺人事件的省思，從被害者家屬的心理創傷談起，繼而引出加害者家屬所面對的社會困境，最後從辯護律師的角度探討被害與加害之間的交互關係。當然，全劇以新聞媒體為貫穿主軸，呈現社會輿論與新聞媒體的深層結構，亦為全劇戱劇張力最為突顯之處。一部戱劇引發我們對隨機殺人事件的深層全面省思，也突顯了我們每一個人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一件社會悲劇發生時，我們與惡的距離究竟有多遠／或多近。因為被害者家屬有可能因此而變相為加害者，而加害者家屬又變成了另一種類型的受害者，我們與惡的距離，其實就在我們面對巨大社會事件時，我們所採取的態度與後續的所有作為。
依此而論，這幾日（5月2日）也有一個事件與我們每一個人息息相關，那就是不適任教師的修法草案正在立法院進行二讀，而且極可能會在全國各界的熱切期待下，很快地就會進行三讀通過。說它與我們息息相關，是因為教育這件事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曾經或正在面對與經歷的事，從我們曾是學生的學習角色開始，到成家生子後作為學童的家長，或是直接／間接地從事各類不同性質的教育工作，我們其實都離不開教育所構築起來的環境氛圍。因此，每當學校裡出現不適任教師事件時，總是會引起社會大眾的共同撻伐，尤其是作為學童的家長，更是感同身受、同仇敵愾，誓必將此不適任教師趕出校園，令其不再能為害學童為止。
何謂不適任教師？拙文〈談《教師法》修訂不適任教師定義的爭議〉曾專文探討，於此不再贅述。本文主要探討的是：在不適任教師事件發生之後，我們（包括家長、教師、教育主管機構、甚至社會大眾）究竟是以何種心態面對或採取哪種後續措施？如同＜我們與惡的距離＞一樣，我們距離加害者或被害者的角色究竟有多遠或多近呢？
華人文化歷來傳統，教師身份備受社會崇敬，其原因除固有的尊師重道文化外，也因為教師肩負著傳道、授業、解惑的教育職責，而給予教師這份職務較高的社經地位。既然教師職業享有社會清譽與尊崇，那麼教師本身當然也應該且必須自我期許以配得上這樣的尊崇。不過教師也是人啊，他／她也有人的喜怒哀樂與七情六慾。雖然我們已經在各種師資培育的職前訓練中不斷宣導與強調：教師的神聖使命不應為個人私慾與私利所蒙蔽，更不可以學童的受教權益為籌碼，強加不適當的言論與行為在學生身上，為害學生的學習、甚至造成學童一輩子不可抹滅的身心創傷。但是可惜的是，過去有多少本應是教導學生知識、協助學生身心發展、樹立學生學習典範的教師，到頭來卻反而變相成為殘害學生的黑手及髒手。教師自身一念之間的轉折，已然足以令自己徘徊於善惡的邊緣。
